刘孜首谈辞演《知否》:四场戏后看到了自己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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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孜首谈辞演《知否》:四场戏后看到了自己的边界

《少年派》刘孜剧照刘孜首谈辞演《知否》:四场戏后看到了自己的边界

《遇见幸福》刘孜剧照刘孜首谈辞演《知否》:四场戏后看到了自己的边界

刘孜在布置设计展

原标题:她是“女高管专业户”,下辈子最想成为马东

文/武芝

不拍戏的时候,刘孜喜欢把自己藏起来。

她做着看似与演员完全不相关的职业,不厌其烦地跑到景德镇去寻找色泥,想把瓷器烧制成自己最心仪的模样。

这样的场景让刘孜觉得生活是真实的,她可以见到剧本外的人,就像是她饰演的许多职业女性,能让观众建立信任。国产剧里的职业女性一直是观众吐槽的重灾区,剧中穿着职业装的女主角们,总被网友说演得太假、一看就没上过班。

刘孜开玩笑说,朋友形容她现在是“女高管专业户”,在镜头前,她总是有能力给每个角色赋予职业感,“我是上过班的人,有经历,因此有自信和底气。”

她在电影《等风来》中客串犀利的时尚主编,把倪妮演的女主角劈头盖脸一顿训斥;她在《上海女子图鉴》中饰演女高管Scarlet,金句频出,在社交网络上广为传播;在《少年派》中她是歌唱家裴音,也是学霸的妈妈,因为演出了人物的优越感曾被骂上热搜。

在表演的长河里游了20多年,另外的职业身份成了她的出口,让她可以把头伸出水面,大口呼吸,然后返身继续畅游。

1、所谓“阿Q精神”

见到刘孜是在摄影棚的化妆间内。她穿着一身淡蓝色的牛仔裙,头发用发夹随意地梳起,松弛地靠在椅背上。她主动提出不看采访提纲,面对提问,她没有回避,也不急着回答。

从1997年电视观众第一次见到刘孜,已经过去了22年。或许现在很多年轻观众已不太熟悉刘孜这个名字,因为电视剧《少年派》的播出,才让很多观众重新发现了刘孜。

因为裴音被骂上热搜的那几天,有着同样经历的郭京飞安慰刘孜,“孜姐,挺住,想想苏明成是怎么对我的。”他们在《遇见幸福》里演从小一起长大的发小,相伴走过了中年人生的坎坷歧路。

人到中年有太多的关系需要平衡,太多的难题需要攻克,上下求索,刘孜的脸上很难找到急切和焦虑的神态,她已经能接受这样的现实:自己特别想拍的戏可能人家不找你。“竞争特别激烈,你没有在最能经营自己的时候,把自己的形象经营出来。可能起步期别人上来了,你还在原地。”

中生代女演员的困境,从去年开始,隔一段时间就会成为网络上热议的话题。女演员到了中年,除了演妈妈和扮嫩之外,还有没有别的出路?中年女演员们抓住机会就向业内宣告,自己是可以演戏的,可以演好戏的,只是缺少机会。

新闻媒体和社交网络也总是热衷反复谈论中年女演员的生存处境,并放大她们“没戏演”的尴尬和无奈,刘孜笑着说,30岁的时候就有人跟她说,醒醒吧,女演员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这话我已经听了十几年。但是从人物创作的维度来讲,就不是。我才不管他们怎么想,你要是去演一个人的话,是不受年龄限制的吧。”

从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毕业后,刘孜就一直在拍戏, 在大IP和玄幻剧红火热闹的前些年,刘孜“不太能找到自己的位置”,曾经有朋友跟她分享拍现代剧的时候,对手演员不在现场,自己全程对着绿幕演戏的经历,她大吃一惊,然后跟朋友说,“这是真的吗?你的生活太玄幻了。”

她有自己的坚持,“这不是一部戏的事,这是你的人生啊。”行业风云变幻的时候,对她而言,就像是一股巨浪拍过来,“特别疼,直愣愣给你拍趴下了。”

拍戏的频率降低到平均一年拍2部后,她反而比密集拍戏的那段时间更加快乐,她说自己有一点阿Q精神,“我想把时间轴拉长一点,想想你要什么样的人生,回答了自己这个问题,就不会纠结这个点了。”

拍戏之外,她找到了自己新的乐园,做设计。2008年,刘孜代理了意大利的一个家居品牌。这个老牌的意大利品牌被刘孜的表达方式打动,对她开放了此前没有在计划中的中国区代理权。她拍了一个纪录片打赢了这一仗,片子里她记录了自己对中国家具市场的观察和对品牌的理解,并且做了配乐、旁白和中英文字幕。

“做设计带给我最大的改变,让我变得更有自信、更有安全感。”刘孜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样的体验跟做演员有极大的不同,设计师需要把自己关起来,演员需要打开自己的所有感官跟角色无限靠近,“一开一合,我找到了让自己平和的方式。”

作为女演员,她显得有些特立独行。她家里没有电视也没有投影仪,看剧不开弹幕,也不怎么更新微博,她刻意地跟现代的社交方式保持一定的距离,“我在用这种方式建立自己内心的安全感和防护墙。”

2、以前看纪录片都哭,现在想笑

在机场的休息室,刘孜发现一个打扫卫生的阿姨一直看着她笑。等她马上要离开的时候,阿姨跑过来跟她说,好喜欢看你的戏,一定要多演啊。

她一下子有了想哭的冲动。

主持人李静曾说刘孜“特别感性”,像一个少女。

内心慌张的时候,刘孜会把喜欢的英剧《德雷尔一家》拿出来看。这个故事发生在上世纪30年代,剧中的女主角德雷尔在丈夫去世之后要独自养育4个孩子,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压力,孩子们一个个都有让人烦心的问题,德雷尔举家搬迁到希腊西北沿海的科孚岛,开始艰难地重建家庭。

这个故事给了刘孜很大的力量和勇气,让她明白了“女性应该有什么样的内心选择,什么是责任与担当”。也能触发她在表演上的体悟,“我不想让观众看到一张毫无信息量的脸。我希望观众看到这个角色之后,可以作为一面镜子,回去可以想象自己,跟家庭、自己的关系。”刘孜说。

她跟同组的演员张嘉译聊天,深受启发。张嘉译对她说,这个剧本几百场戏加起来才是你要塑造的那个你啊。不用纠结这场戏是哭还是没有哭,有时候这场戏没有哭反而比哭出来效果更好。“演员是要塑造一个独一无二的你,而不是可爱的、傻萌的、吃货的你,这不是演戏,表演是有门槛的,它不是装疯卖傻。”刘孜说。

《少年派》里刘孜和闫妮演的角色,从剑拔弩张到惺惺相惜。她第一次跟闫妮合作,就非常默契,“就像推手一样,她推过来我推过去,非常舒服”,在现场她们经常会临场发挥,往往能碰撞出特别好玩儿的东西。“闫妮就应该开个学习班,讲讲怎么跟女演员相处。”

年初大火的古装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也曾与刘孜有短暂的缘分,剧中的大娘子王若弗深受观众喜爱,产出了大量的表情包。

刘孜当过两天的王若弗。演了四场戏之后,刘孜决定和王若弗分开。

她主动跟导演请辞。“这在创作中是很正常的事,我没有必要包装一下说我腿折了,这是对角色的尊重。”

其实,导演选定她之后,刘孜也曾有顾虑,觉得年龄、形象、气质都不相符,但是她喜欢剧本也非常欣赏导演。“但是四场戏后,我看到了自己的边界。”尽管她为了“王若弗”增肥、在妆面上贴近角色,甚至表演风格都做了调整,但是仍旧没有办法说服自己。

采访的2个多小时中,刘孜时不时地哈哈大笑,她说自己这些年也在变,不会再死磕了。“我以前看纪录片都哭,最近哭的少了,想笑。”

家是能让刘孜感到放松和幸福的场域,小时候她经常在数学草稿纸上勾勒未来家的样子,“屋顶上的瓦片是七彩的颜色,沙发是圆圆的,窗帘是妈妈纱裙的质地,院子里种了很多向日葵,屋前弯弯曲曲的小径是回家的必经之路。”她还经常幻想,“踩着妈妈的高跟鞋、穿着蓬蓬的公主裙站在自己的家门口,享受夕阳无限美好。”

拍《曼谷雨季》刘孜在泰国待了三个月,杀青回国背了很多家具回来,大鸟笼子、灯、特别大的垫子、地毯……她喜欢布置自己的居所,让家里一点一点都被自己喜欢的东西填满。

从前,刘孜在博客上记录她在片场看到的各个工种,群演、化妆师、录音、导演、现场副导演、道具、现场制片……

她是这么写化妆师的——“清晨的化妆间是极其诡异的地方,头一天收工晚,演员都四仰八叉仰在化妆椅上睡觉。冷不丁进来,绝对以为横尸遍野。化妆师们放着悠扬的音乐,神情自若,站在不同的‘尸体’边精雕细琢。”

3、下辈子想成为马东

检索刘孜的朋友圈,会发现她有各行各业的朋友,有设计师、音乐人、演员、导演……但她说交朋友靠缘分,她讨厌刻意要跟别人做朋友的感觉,“我想象不出来我跟什么著名演员成朋友了,因为他很出名,所以我们俩是朋友,我觉得这个挺扯的。”

设计师韩晗认识刘孜是在一个设计展,韩晗一直知道刘孜是演员,但她们的友谊从工作开始,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她眼中的刘孜非常专注,却不会强凹所谓独立女性的人设,“刘孜作为一个本身有演员属性的设计师,她没有太多的强调自己,在设计里面用设计师的语言说话,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难得的。”

在米兰设计周,韩晗和刘孜在河边手拉着手散步,一边走一边唱歌,一路上把李宗盛的歌唱了个遍,“周围人都看着我们俩,觉得这俩人干嘛呢。”

十几岁的时候,刘孜喜欢听摇滚乐,上大学的时候跟着喜欢音乐的朋友一起,认识了一帮玩音乐的伙伴,每到周末就一起看演出,“我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就是一个旁观者,他们在说自己专业的时候,我就是在旁边听着。”

刘孜跟音乐圈朋友的友谊一直延续到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有了这样的朋友,一直到现在。”老狼经常会分享最新的音乐、喜欢的乐手给她,叶蓓跟她探讨哪口锅更加好用,年少时的友谊显得纯粹动人。

在马伊琍看来,刘孜活得很认真,去超市之前都会把要买的东西写在纸条上。马伊琍给刘孜的书《家•梦想》写了序言,“我和孜2003年初认识,通过两次会面就成了无话不说的死党”,她们俩爱淘小店,会逛动物园批发市场,“我们俩身上穿的漂亮小背心常常是三五十块钱淘来的,好多人不理解,但是我们乐在其中。”

二人友谊的开始,在2003年初,一场类似电影演员大联欢的活动,刘孜看见马伊琍蹲在地上,不知道在忙什么,就喊了她一声,当天她们聊天的内容刘孜已经记不清楚了,但她清楚地记得马伊琍转身回头的那个瞬间,“特别奇怪,那天好多好多人,乌央乌央的,我们俩成朋友了。”

刘孜11岁从家乡贵州遵义离开,背着爸妈考上了北京舞蹈学院附中,开始孤身一人在北京闯荡,从此大小事都自己拿主意。在访谈节目上,她的至亲好友叶蓓带着怜爱和心疼的眼神,一边摸着刘孜的头一边说,她来北京太小了,总是在搬家,很动荡,非常努力工作,人生地不熟,她完全是一步一步地安排自己,其实特别不容易。

郭京飞说刘孜,“在她人生的道路上,有一条红线,这条线她如果有一步没踩准,她就会很慌,小至痉挛发抖,大至口眼歪斜。”

大学一毕业,刘孜就一头扎进了剧组这个“现代社会的游牧民族”,在一个地方驻扎几个月,热烈地投入到一段戏中人的人生,杀青之后,所有人四散而去,再奔赴下一个据点。

叶蓓感受到时间带给刘孜的变化,早些年刘孜总要在年末的时候,就把接下来六个月的戏全部排满,如果排不满的话就会很心慌,如今她更能享受生活。

刘孜跟我想象中的女演员有不小的出入,近几年她塑造的荧幕形象大多是不怒自威的女高管。但真正见了面之后,她没有女明星的包袱,她自嘲自己是“朝阳区最抠的女演员”,不买视频网站的会员,音频APP里挑免费的课程听。

但是她为了看《乐队的夏天》,准确地说是为了看偶像马东,她买了爱奇艺的会员,用她的话说,“我就是迷之信任马东这个人,特别不理智。”

她欣赏马东得体的自嘲,在他的身上刘孜能够看到高级的教养,“如果有下辈子,我想成为马东这样的人。”

聊到马东和他制作的综艺节目,刘孜变得特别兴奋,她羡慕马东能做到在摄像机前特别松弛,并且能把整个场子都带活,“我曾经参加过一两次综艺节目,在摄影机面前,我很难做到像他那么自如。”

事实上,刘孜曾经做过2年的综艺节目主持人。1999年—2000年,她和程前搭档主持当时国内非常受欢迎的综艺节目《欢乐总动员》,每次录影,棚里都坐着几百个观众在看,主持人还需要和观众积极、热情地互动。

入行不久就可以站在最受瞩目、形式新颖的综艺舞台做主持人,是多少人都梦寐以求的机会,但对刘孜而言却是痛苦不堪的回忆。每月录两天的《欢乐总动员》,让刘孜觉得“那两天比来例假痛苦多了”。

当时大陆娱乐性、互动性强的综艺节目还非常少见,刘孜一度学习台湾综艺节目主持人的说话风格,但学完之后却更加痛苦了。

她没有办法在舞台上嗨起来,很长时间甚至觉得自己是个累赘, “我不愿意站在人群中间,在追光和镁光灯下,我非常的不自在。我不能众乐乐,全都是装的,这个舞台让我觉得痛苦,是不知道自己是谁吧。”

告别《欢乐总动员》后,刘孜基本上再也没有做过主持人。

“那你私下里见过马东吗?”

“没有,好遗憾啊。”刘孜怅然若失,身子往后靠在椅背上,轻轻叹了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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