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剧申捷:想踏踏实实寻找生活和人心里的那点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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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剧申捷编剧申捷:想踏踏实实寻找生活和人心里的那点真

《在远方》海报

电视剧《在远方》正于东方卫视、浙江卫视热播,编剧申捷习惯了每天早晨刷社交媒体察看各种关于这部剧的评论。每天都有不少追剧的朋友给他发微信询问剧情,抒发感想。

这几年,申捷交出来的作品,够格在中国电视剧史里写下浓重一笔。2017年,电视剧版《白鹿原》和电视剧《鸡毛飞上天》播出,两部豆瓣评分破8,拿下“飞天奖”、“金鹰奖”、“白玉兰奖”等多个业界颇具分量的奖项;《鸡毛飞上天》播出时,收视大热,讨论度极高,更助张译、殷桃两位主演都站上了第23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的领奖台。

为什么会写《在远方》

如今这部《在远方》的创作初衷,来自于申捷和制片人吴家平的一次桐庐之行。

浙江杭州的桐庐县,富春江畔富庶美丽的小城,江的另一畔就是深山,山里有个钟山乡,钟山乡政府前一条开阔马路名为“申通大道”,钟山乡还有一座大石碑,上书“中国民营快递发源地”。

中国快递行业著名的“三通一达”全部发源于钟山乡:钟山乡夏塘村是申通创始人聂腾飞、韵达创始人聂腾云的故乡,横村镇喻家村出了圆通董事长喻渭蛟,天井岭则是中通董事长赖梅松的老家。

在申捷看来,中国快递业的伟大,在于这些起于微末的创业者们最初都是拉着亲眷家人一同闯荡。他们的创业史,是中国近二十年民营企业腾飞史的一个缩影。“我想抓住时代的脉搏”,申捷萌生了用一部讲述物流和快递行业的剧集,串起各行各业与百姓人生,讲述时代历史的念头。

从念头到实践,其中艰辛太多。申捷采访了众多物流与电商行业从业者,从企业老总到基层员工,“我没有助理,整理录音这事儿我得自己来,整理的过程就是让这些故事在我心里重过一遍。”剧本阶段,申捷三番五次地重写,到了拍摄中,他还在根据演员的个性和状态重新调整剧本,他的“调整”不是台词和段落的微调,他生生把剧情早期就“领盒饭”的“刘爱莲”改“活”了,还把“霍梅”一角整个人物性格推翻重来。这事儿,制片人吴家平跟他合作《鸡毛飞上天》时,已经习惯了,“我看了剧本明明觉得挺好的,但他就是要重写。”

“直面矛盾才能说明这个国家的伟大。”申捷在创作中贯彻了这一点。而在剧集前几集,主要的质疑就集中在展现早年中国邮政与民营快递之间矛盾的戏。

上世纪90年代,初生的民营快递处于灰色地带,与邮政行业产生过不少冲突。然而正是这些冲突,表现了时代急剧变化发展的阵痛,换来了阵痛后各界的反思,在反思之后找到了最适合的道路。中国快递行业的高速发展来之不易。“我想用这条线,展现中国能走到今天,其中有多少阵痛,挣扎,重生。”

要权衡好这组矛盾的处理方式和表现形式不容易,直到《在远方》开播前一天,该剧才拿到播出许可证,播出过程中一度面对停播可能。申捷还为了保住某段剧情,写过一封掏心掏肺的长信。到了剧集开播后,申捷还在跟剪辑修改剧情,一段段台词重写,让演员配音。

拍完这部剧,吴家平跟申捷说,“兄弟,咱们真累,下次还是简简单单做个‘爆款’吧。”

《在远方》对申捷来说,是他这几年对于生活、社会、生命、情感的一次集中反思,他将这些思考“拧在一起”,全部投入到这部当代现实主义剧作中。正如他所说,“现实主义于我,不是简单的讴歌,也不是简单的贩恶,这些都不能征服观众。现实主义于我,是直面矛盾,播撒希望,酿造情怀。”

“我始终对女性是有种崇拜的”

“我相信这会是一个很奇特的东西。”也确如申捷的判断,演员们看到剧本时,都是“吓一跳”。马伊琍看了剧本,直言“我做不了路晓欧”;梅婷则说:“刘爱莲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存在呢?”但演完之后,他们都理解了人物。马伊琍跟申捷说:“我经历了这么多,我发现路晓欧比我强大得多,也许我将来能做到她那样。你写了一个让经历过的女性能感受到力量的东西。”

《在远方》的人物关系,被申捷写得挺奇妙。刘烨、马伊琍、梅婷饰演的三个角色间的情感纠葛,打破了国产剧惯有的标签,无法定义三人情感中的是非对错。在中国当下社会语境里,观众习惯于对影视剧人物进行“渣男”“小三”之类的道德批判。然而在《在远方》中,这种道德批判失焦了。视频网站的弹幕里,观众的立场反复在三个人物中徘徊,“今天‘姚远’被骂,明天‘路晓欧’被骂,后天‘刘爱莲’被骂,骂到最后,大家会发现,所有人都是可以理解的。”申捷笑说,“一个词语不能概括一个活泼泼的生命,我想挑战网络时代简单化、概念化思维。”

“第一次碰到国剧里面有编剧居然能把我绕晕了。”这句来自微博的评论是申捷最喜欢的一句。“比大家说‘编剧写得好’让我开心多了。你以为你能猜到人物剧情走向,但你永远猜不到。”申捷说,“这是我这次创作的最大动力。”在他看来,国内许多观众这几年养成了一种很“懒”的观剧习惯,“他们已经不抱太大希望,觉得编剧肯定是这样写,算了,能让人看过瘾就行。但这次我就是要让大家团团转。”他说他希望能让大家意识到,生活中、情感中,很少有非对即错的事:“每个人的自私都是可以理解的,每个个体的爱和分离都是值得尊重的。”

“生活中有很多微妙复杂的关系,我们要尊重深层而隐秘的情感体验。”《在远方》中,“路晓欧”和“刘爱莲”这对情敌,后来成为了好朋友。“在写这种转化时,我给自己提了特别大的难题,她们不撕,大家可能觉得这俩人圣母。”但最后剧中的呈现,两人的沟通始终是理性成熟的。这组人物关系的每一处细节,每一处心境转换,都对编剧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但我就想逆着写,现在太多那种顺着观众思维走的剧了。”

“女性和女性之间,更多是融合和共情。同性别之间其实更容易达成理解。”申捷回忆小时候,住的筒子楼里邻家小朋友多是女孩,从小跟她们一同玩耍,养成了他观察女性的习惯。某种程度上,申捷在“路晓鸥”和“刘爱莲”身上寄托了自己对于女性“美”的思考。“皮相的美是转瞬即逝的,‘美人在骨不在皮’,我也见到过‘美在骨’的女人。但什么是更真实的东西?我试图用这两个角色,探讨女性最终的美。”故事中,两位女性跳出了这段情感,找到自己的事业和价值,去追寻更高远的生命体验。“我始终对女性是有种崇拜的。”

“在这片土地上,资本还不能为所欲为”

《在远方》里,申捷写了这样一个段落,路晓欧出现了抑郁倾向,而那个帮助她走出来的人是刘爱莲。她用她朴实的人生体验和心路历程告诉路晓欧:我死过,我能懂得你的苦。在她的建议下,路晓欧走出原生家庭破碎的阴影,实现了自我疗愈。“一个没受过高等教育的农村女性帮助一个心理学硕士走出了心理困境。”申捷看来,这并非一个不现实的场景。

从《鸡毛飞上天》开始,申捷写知识分子官员邱英杰,对草根商人陈江河格局和眼界的扩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到了《在远方》,这种不同阶层之间,在认知与智慧的碰撞中,达成的理解与共振,被书写得更加清晰。

有人对“路晓欧”和“姚远”的感情表示不解,“一个心理学硕士和一个快递小哥,怎么可能在一块?”但申捷认为,“我们中国这几十年的伟大,在于打破了一切阶层差别。许多了不起的企业家,都是从卑微时心怀梦想,而时代告诉他们,不要怕,你有机会实现你的梦想。”这个时代的伟大在于它的流动性,它可以打破阶层固化,人们都能选择相信理想主义,相信个人能力和自我实现之间的必然关系。

在申捷看来,《鸡毛飞上天》到后半段是“失败”的,“当代的商战戏我没写好”。一定要在《在远方》里把商战写“实”,是申捷对自己提出的要求。在故事后半程,申捷放入了自己对于资本的思考,姚远被资本成就,又被资本击溃,开始了漫漫反思。“近些年来,我们的历史中很大一部分是资本与人的历史。”资本全方位地介入每个人,从经济生活到道德标准。“我们到底是要被资本吞噬成为一个无情的人,还是要用资本做我们实现梦想的工具。这是我想探讨的。”

申捷说到他在《在远方》里写了段“路中祥”与一资本大鳄的对话,对方说“资本可以吞噬一切,你一定要尊重人的欲望”;路中祥说,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已经给了答案——诚意正心,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们中国人不信这个邪,至少在这片土地,资本还不能为所欲为。”

“恐惧是人生最大的动力”

《在远方》中,姚远和路晓欧经历三次分离。“三次分离是我对男女间所有分离的总括,”申捷说道,“第一次是因为姚远的自卑;第二次是因为观念分歧,因为两颗高贵的灵魂要求情感的纯粹性。”而第三次分离,姚远想让路晓欧放下事业,在家当贤妻良母。路晓欧在厨房洗着碗,哼着歌,“哼着着哼着眼泪下来了,她不想做这样的角色,她离开了,去追寻她的理想。”

国产剧里讲爱情,往往讲的是“在一起”,可我们应该以什么姿态分离,对于这一情境的成功刻画少有。“当你决定告别,是你长大了。”申捷说道。

“每一次和珍惜的东西告别时,都是为了迎接更广阔的世界。但这个告别往往特别残酷。这有我自己的人生体验,分离是‘蜕皮’的催化剂,是对过去自己的断舍离。”

“你知道对于人而言,什么是最大的动力吗?恐惧。人类无时无刻不在恐惧中,不成功有不成功的恐惧,成功了会有更大的恐惧,但这是推动着我们不断前进的动力。”

《在远方》中,姚远在故事中后期一直活在恐惧和焦虑中,他每一天都在发现自己的局限,每一天都在面对新的危机。申捷在写作中,选择了近二十年来中国几个大事件来做故事背景,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事件,多有全民性的“恐惧”记忆:非典,汶川地震,经济危机。人的情感融入大时代的“恐惧”情感中,显得更有说服力。而小人物身处历史洪流中的大“悲怆”时刻,所挣扎出的希望之光与人性之美,也更有力量。“每一次恐惧和痛苦,让你意识到,该告别了。而告别应该是美好的,以一生为长度看,它往往都是成长的契机。”

“我早想好了,会失去什么,得到什么”

《在远方》刚播出时,男女主人公各种甜蜜瞬间,“天台吻”,“睫毛杀”,“面条吻”,次次不落空地冲上微博热搜。“他们就跟我说,你看,你还是该写这种,不费吹灰之力,观众就喜欢这个 。”但申捷不乐意,“这种是我以前最擅长写的,我写了多少年了。”

申捷跟记者盘了盘过往写的剧。《笑着活下去》里一开篇,就是五岁小女孩站在大门口,被妈妈扔了;《你是我的生命》里,孩子亲眼看着爸爸脚卡在铁道上,被火车碾死……强戏剧桥段强情感刺激直接打中观众泪点,“最有效,但最偷懒。我以前开场都这么开,所以收视都第一。但我没有任何成就感。我现在更想做一些有理性思辨的东西,但受众必定会变窄。慢慢来,我写这戏的时候,跟我写《白鹿原》的时候一样,我早想好了,会失去什么,得到什么。”

他在手机上记下自己创作上的反思:“过去对情感的思考是浓情怎么化为矛盾,怎么撕得热闹漂亮怎么来。但到了这个年纪,突然想做点真实、扎人心的东西,因为我发现,越离奇的事情,丰富性越少。而那个比生活还要真实的层面,是关于我们内心深处的记忆,不想被人知道的记忆。”

“我现在想踏踏实实寻找现实生活中那点真,人心里的那点真。”申捷继续说道:“比生活还要真的东西,会把人吓着。”他谈到,许多著名的戏剧和文学,就是写出了“比人生更真的东西,甚至触及到了彼岸,有点像信仰”。

在这两年几部作品获得关注认可后,赞誉与诱惑向申捷袭来。要踏实地抱着那点儿真,并不容易。“不要去面对花花世界,那些掌声,太毁人了。”他觉得还是得保持清醒。

怎么保持清醒?

“就自虐呗。或者说,你自己知道更远的目标在哪里,让你清楚现在这些,都不足为道。”

澎湃新闻记者 杨偲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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